王河、朱黎明先生在《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发表大作《陈讲与（茶马志）》一文，读来令人兴奋。能够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意外发现长期被认为已散佚的明代陈讲所著《茶马志》一书，确是一件使人“分外欣喜”的事情。（当然，穆祥桐、王乐庆先生《明代茶马交易述略》已提到此文献，见《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第23期）无疑，这对于研究茶文化尤其是研究茶政、茶业经济史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此要感谢两位先生依据《四库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得到的这项颇有价值的“意外发现”。因为“这是一部弥补中国茶文化研究空白的茶政之书，也是笔者所仅见留存于世的有关茶马制度惟一一部专著”（均见两位先生的大作）。兴奋之余，本人觉得两位先生的大作中有个别提法不太妥当，现提出来供参考。如说“徐彦登《历代（“代”应为“朝”——陶德臣住）茶马奏议》，笔者仅在赵毅先生论文〈明代茶马金牌停止时间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2期）见之一句”，并抄录相关论述：“明王朝专职管理汉藏茶马互市高级官员茶马御史徐彦登，汇集茶马衙门的档案，编辑而成（这里少一“的”字——陶德臣注）《历朝茶马奏议》（这里少一“中”字——陶德臣注）记载：‘自正统十四年之后，金牌事例不行，止是行人禁茶。”进而据此得出结论，说徐彦登《历朝茶马奏议》“全书是否存世，尚不得而知。”本人觉得这个结论不妥，因而相关结论陈讲《茶马志》“是一部弥补中国茶文化研究空白的茶政之书，也是笔者所仅见留存于世的有关茶马制度惟一一部专著”（见两位先生的大作）之说也就不能成立。完成机构：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