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
常伯熊，大约是泗州临淮县（今淮河下游安徽江苏交界一带）人，与陆羽同时代，生平事迹不详，从其“著黄被衫、乌纱帽”的装束来看，似乎为道士。李季卿宣慰江南是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其时陆羽在《茶记》的基础上修改而完成了《茶论》，常伯熊又对《茶论》进行了润色修改，使得《茶论》广为流传，“于是茶道大行”。他不仅从理论上对陆羽《茶论》（《茶经》的前身）进行了广泛的润色，而且擅长实践，娴熟茶艺，是中华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综上所述，八世纪下半叶，至中唐代宗、德宗朝时期，煎茶茶艺完备，籍茶而修道的思想确立，注重茶道的环境，具备了初步的茶道礼仪，这一切标志着中华茶道的正式形成。皎然是中华茶道之父，陆是中华茶道的奠基人，常伯熊是中华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华茶道的形成过程中，皎然、陆羽、常伯熊之功尤大。